如果不是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的一本书，也许世人都不知道，在终南山，现在还有一群住在山里的“隐士”。被中国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所吸引，从上世纪80年代起，比尔·波特开始追寻中国“隐士”的脚印，其代表作《空谷幽兰》在美国一经出版立即在欧美各国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2010年，《禅的行囊》这部追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支脉——禅宗文化的游记作品也同样受到了各国读者的喜爱……

　　如今的中国，经过了时代洗礼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在这片古老而又崭新的土地上，是否还有隐士存在？隐修者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性格孤僻、行为古怪，相反他们流露出的简单、明快的个性感染着周围的人们，正如比尔·波特在《空谷幽兰》一书中所描述的，他们是一群快乐、和善的人。在学者费勇看来，相比古代的政治型隐士，现代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生活型隐士”，他们选择隐修，或许是因为个人对原有生活的深刻反思，“如果想要生活不重复，需要有创造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哪怕在生活中那样一个片刻停下来，看下星空。”昨日，美国作家比尔·波特和学者费勇在广州琶洲会展中心时尚沙龙区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当代隐士与传统文化”的对话，之后，南方日报记者对两位进行了采访。

　　南方日报记者周豫

　　谈“隐居”

　　偶尔需停下来看看星空

　　南方日报：对于“隐居”，东西方人的理解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比尔·波特：要了解中国的“隐居”一定要了解到“历史之前”的事情，中国在没有道家、儒家之前还有“巫人”，有部落，“巫人”们一般都很敏感，可以帮忙部落的人看病、祛病，当时很多中药材都生长在山里面，巫人常常去山里面采药，这就是“隐居”的开始，这也会促进他们“修行”。巫人的目的不是当“隐居者”，而是为了帮助当地的人。到了中国出现了国家、朝代之后，皇帝常常去山里面请隐居者“下山”，有的人比如许由和巢父就拒绝了。可见，中国的隐居者传统是“为了帮忙”，隐居者是社会的一部分，而在西方，“隐居者”要逃跑、避世，要和这个社会脱离，这跟中国的“隐居”传统是不同的。

　　费勇：这就是一个美国学者、作家的理解，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很有意思。中国的“隐居者”既有像波特先生说的那种传统，也有像道家和佛教里面说的“与这个社会切断”的一面。只不过在古代“隐居”主要还是面对政治、面对“要不要当官”的选择，但是到了现代社会，面临的则是商业选择，一个人要不要摆脱买房、买车这种惯性？要不要坚持着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有些人不愿意，不想再为了更高的职位去所谓地“奋斗”，跑到大山里去。我个人理解，现代社会的“隐居”是从生活日常的、大家公认的社会轨迹“切断”、“脱离”，走了另一条道路，比如像波特这样写书、每年到中国来，在美国有一批这样的人。他的书也告诉我们，原来还有这样的一批人这样生活着。现代社会的隐居不一定要像佛教徒一样躲在大山里面修行，而是顺应自己内心的需求，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跟社会惯常保持一定距离。我生活在广州，可能在别人眼中当了教授以后应该当学者，但我不玩了，我去“玩”别的，去西藏、青海，不走别人想象的道路，有的就是这种“隐逸”的心态。

　　南方日报：中国有句话叫做“大隐隐于市”，可能境界最高的人并没有在大山中？

　　比尔·波特：我没有兴趣去关心、确定一个“隐士”究竟是什么，我只关心他们是怎样的人。你要叫他们“隐士”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他们是在修行，如果有假的隐士，他们算是很笨的人，因为要过那么辛苦的日子，骗人干嘛？在今天，先要当“本科毕业生”才可以当“研究生”。我曾经在山里面看到一个新的茅棚，可是有人在里面过不了一个冬天，没有人说话，东西不够吃，非常冷，没有电视和其他任何娱乐，每天太阳出来要去找食物、砍柴，很辛苦，受不了那种辛苦，但你不能说他们是假的隐士。

　　我不是为了当隐士而去写书、拜访那些隐士，而是为了了解古代诗人的生活才去寻找这种人，也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种生活状态，这就够了。教育程度高当然好，但不是每个人都要去上大学，也不一定每一个从大学毕业的学生都要去做“研究生”，隐士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数量很少，在修行的人中最多只有2%~5%，当然，如果你受得了辛苦，修行会很有效。

　　费勇：读中国古代的老庄、佛经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一定要成为佛教徒，也不一定按照老庄、佛教徒那样生活甚至修行，但是它们给我们一个提醒——人出生以后，按照社会规定的轨迹去读书、工作、结婚、生子、买房子等，朝着社会要求你的目标去行进的时候，有时候应该停下来，去看看周围的风景，或者往旁边的那条小路走过去逛逛，有的人最后回来了，有些就沿着小路走就不回来了。这很有意思，像之前那样重复活着是没有意义的，想要生活不重复，生活就需要有创造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哪怕在生活中那样一个片刻，停下来，看下星空。让心慢下来吧，想想自己心里最想要的。

　　谈写作

　　回到文化传统关注更多细节

　　南方日报：《黄河之旅》和《空谷幽兰》是用探访和采访的方式进行的，这样的写作方式和普通的游记很不一样？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

　　比尔·波特：旅游的时候人们通常很享受，但我的条件很辛苦。我有一个目的，就是搜集中国的文化，黄河的旁边都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所以我去比较偏僻的地方。现在在中国很多人喜欢旅游，他们要看两千年以前的景点。可是在1991年很少，我总要去比较偏僻的地方，比如去一个古老的坟墓，这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为什么发源在黄河，黄河的特点在哪里。

　　费勇：其实，我们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一个美国人的书对中国文化了解得如此透彻？美国作家查尔斯·弗雷齐埃的第一部小说《ColdMountain》拍成电影名字均被译作《冷山》是错的，应译为《寒山》。弗雷齐埃在书首页放了一段寒山的诗：“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大陆人翻译成“冷山”就太搞笑了。中国也有很多人写文化游记，但美国人的视角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有不少凭想象的、大而空的东西，但他们却一定要自己去找，一定要亲眼看到，一定要去找那些细节，赤松（波特笔名）就是以采访、田野调查的方式写作，这和余秋雨的完全不一样。与中国人喜欢宏大视角的写法不同，他会带你回到文化传统的同时带给你很多细微的细节，一点都不浮躁。我在国内，很多人问我，“怎样才能让我很快平静下来？”现在很多人想获得平静都想“要快”，读佛经是一辈子的事情，像5分钟读懂周易就是在开国际玩笑，连获得安静都想要很快，这是不可能的。

　　南方日报：其实，这种写作方式在国内也慢慢开始出现了，尤其是在一些非虚构写作当中？

　　费勇：我一直在当老师，我们的教育方式习惯拔高，去教学习去写那些大的东西，但是西方却强调越具体越好，我们常常以抒情、说理取代实地考察，现在学习的不少社会学的研究方式实际上也是从西方引入的。我那天看到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中国这样的人应该越多越好，但实际上却很少。梁鸿也是留学学习了社会学回来的，有这种意识，在国内的大学一般不容易学到这些

　　谈翻译

　　摸到作者的灵魂与他共舞

　　南方日报：波特先生曾提过自己其实不是活在近代的，是活在唐代的，如何理解这句话？

　　比尔·波特：我想要较简单的生活。会写诗的人是非常老实的人，写诗就是一种方法，把你新的东西表达出来。我很喜欢唐代的诗，宋朝的也不错。我把唐代诗歌的态度放在自己的生活中，很真实、很简单。

　　费勇：在中国唐代，老庄和佛教思想有了融合。我很理解他的心理，人的身体可以生活在中国、现代，但我内心可能还生活在宋代、印度尼泊尔。我时常感觉自己在尼泊尔的一个寺庙里。每个人都可以有个内心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很强大。

　　比尔·波特：我们从小就受到本国文化的影响，这就像一个壳让我们看不到外面，一旦离开自己的文化从外面看，就会发现自己从未关注的地方。我特别喜欢唐代的语言，他们的诗太美了。

　　费勇：其实，他刚刚也讲到了佛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空，你所有的观念不是你自己的，所有对于成功的观念都是别人加给你的，这是为什么人要行走、修行的原因，把原来的东西抛掉，再回头来看它，就大有不同。

　　南方日报：在翻译古典诗词的时候也是将佛教禅宗的思想融入其中的吗？

　　比尔·波特：翻译是一门表演的艺术，我不是中国人，李白写一首诗，我认为他的诗不是用中文写的，而是早在心里面了。我看到他跳舞，我也跟着他一起跳舞，我不要把我的脚放在他的脚上跳，我要摸到他的灵魂才能和他一起跳。我是美国的舞者，他是中国的舞者，我不要变成李白，但是我们俩要在一起跳，这就是我翻译的态度。我翻译他的作品是因为我可以摸到他的精神，中国有很多很会“跳舞”的人。

　　费勇：他只翻译他喜欢的诗人的作品，不喜欢就不翻译。可惜，有时候他能融会贯通理解中国的文化，但别人翻译他的作品的时候却把最精彩的错过了。就像“你抽着雪茄听着我最心爱的曲子《松间的风声》”，实际上这首曲子在中国的名字叫《松入风》。他爱读文言文，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周围的人也都看不了文言文，汉语的美其实是在文言文，但是很难学。关于隐逸的话题，他的书一来让你发现，让我们在这种竞争的、沿着一个目标往上爬的生活方式之余还有另一条“小路”；第二，当我们在回到文化传统的时候，一定不要着急，要以漫步的方式回到细节当中。

　　比尔·波特：出版社翻译我的东西我一般都不看，如果出现错误，我就会一直跟他们较真，这很花费时间。曾经有一个编辑翻译《禅的行囊》，他常常给我E-mail和我讨论，他很认真，但只有他是这样认真的。其实，我的最初目的不是写书，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一直都在写，因为我慢慢发现了这也是我的一个爱好。那些“隐士”很了不起，我一定写一本书告诉外国人，鼓励他们，因为他们的生活看上起那么丰富，实际上却那么贫乏。

　　谈古典文化

　　中国古代诗人成为文化符号

　　南方日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的古典文化感兴趣，你们有何看法？

　　比尔·波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钦佩中国的古典文化，跟那时的诗人学习，现在的人如果想要跟随他们，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一个人。

　　费勇：问美国的大学生中国最有名的诗人是谁，很多人可能都会回答是寒山，既不会说是杜甫，也不是李白。一般人不见得知道寒山这位诗僧，却一定知道唐朝张继的名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寒山是初唐人，曾在寒山寺旧址结屋而居，后隐居天台山，约有300首诗传世。寒山的诗在日本非常受欢迎，公认为对日本的俳句、短歌有深远的影响。其实，更早一些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现代诗歌的重要人物庞德就很喜欢中国诗歌，但他当时还不知道“寒山”。史奈德当时在加州大学读书，在学习日本文化时，无意中发现一张寒山蓬头跣足的画像，深深地为这个“衣袍破烂、长发飞扬、在风中大笑的人”而吸引，着手将寒山的诗译为英文。后来他们把寒山当成一个符号，一个“在高山、风中狂笑”的形象，对世间看透，生活自由，这跟中国人的看法完全不同。

　　南方日报：那您二位又是如何喜欢上中国古典诗词和禅宗的呢？

　　费勇：我因为喜欢庞德的诗，从中文版到英文版，然后再到他的文章，心想“这个美国佬怎么会喜欢中国诗？”然后才开始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关注。我喜欢禅宗因为日本人林木大佐，我当时得到了他台湾版的禅学随笔，可以说，我是从美国的现代派文学里面回到了中国传统文化里。我周围比我年轻的人又是如何回到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呢？他们很多是通过金庸的小说，觉得古典文化太美了。

　　比尔·波特：这是偶然的事情，我服兵役以后去加州大学读人类学，我快要毕业的时候想进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读博士。那个时候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的教授最有名。我申请的时候钱不够，就申请他们的奖学金。而要得到奖学金，必须选择比较少人知道的专业。刚好那个时候我看过一本禅宗佛教的书，我觉得禅宗的道理非常深，非常好。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在哥伦比亚大学一面学人类学，一面学中文，开始慢慢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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