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方式——以口述生动还原历史

　　因为口口相传，很多故事才得以流传。在口述历史中，讲述人完全进入历史的情境之中，以事件参与者、见证者的身份面对观众。

　　《大鲁艺》的讲述从1935年的红色根据地——延安开始。该片共分《宝塔山下》、《延河春晓》、《五月盛会》、《植根沃土》、《风云征程》5集，采用口述历史的记录方式，从鲁艺的创立和发展、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给鲁艺教学和创作思想带来的转变、一大批新的文艺作品的产生等角度，对鲁艺做了完整记述。“文字纪录片的史料是非常少的，而当事人的记忆是最鲜活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章百家认为，《大鲁艺》叙述非常完整，口述历史也能够弥补史料的不足。

　　10个月的创作过程中，摄制组在延安、北京、上海等地艰难地寻找到于敏、于蓝、贺敬之等人。他们有的曾是鲁艺的教师和学员，有的是有着卓越艺术建树的鲁艺同龄人，还有的是和鲁艺一起成长起来的延安普通农民。“他们口述还原的历史，让我们相信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语言，还有他们的表情和眼神，那种真诚的态度溢于言表。”中央电视台总编辑、副台长罗明表示，《大鲁艺》采访的百位老人在回忆延安的生活时，观众能通过他们的眼神看出他们把这个阶段当做自己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

　　做口述史的节目，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和采访对象进行良好的沟通。《大鲁艺》总导演阎东回忆说，节目组一直强调在口述历史节目中要把老人人生当中最细腻感人的部分调动起来，还要考虑如何在剪片子时把老人的语境和节奏把握好。“一些场景依然在我的脑海当中闪现，贺敬之老人88岁，采访时他的妻子柯岩刚去世，他沉浸在悲伤的情感当中。在正式采访之前，我们与他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以使其达到情绪状态的平衡。”对于《大鲁艺》对被采访者情绪的调动，章百家十分认可，他认为节目很好地捕捉了这些采访者的情绪。“我看完节目后印象最深的不是老人们讲了什么，而是那些老人的眼神，在记忆往事时那种光彩和兴奋，是最打动人的。”

　　虽然口述历史的表达方式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认可，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毛佩琪也强调，100个人对同一件事情的描述是不一样的，因此，口述史学要求记录者更多的是做口述以外的工作，“要掌握当时的文献和历史背景，要掌握谈话对象的立场和背景，口述历史不是简单的影像呈现，《大鲁艺》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才能使口述历史确实反映这个大的时代背景。”

　　创作手法——兼顾历史性和文艺性

　　《大鲁艺》无论片头制作、场景记述，还是配音、配乐、影像，都给人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新的艺术框架，创作兼顾了历史性和文艺性，创作手法也有其鲜明特点。

　　首先是凸显影像的艺术张力。在《大鲁艺》中，时间成为产生艺术感染力的一种“引爆物”，《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彭程认为，一位耄耋老人回忆起来的鲁艺情绪，仍然有打动观众的力量，“一方面岁月在老去，一方面是理想、激情、价值的秉承，这两者之间通过精细对比产生了艺术的张力，有特别的意味”。罗明认为，《大鲁艺》的时空转化、黑白影片和彩色高清节目的强烈对比，让节目具有较大冲击，“就是在这种对比中，我们看到了70年的沧桑。”

　　其次是揣摩影像、人物、语言和道具的细节。“摄影师十余次上宝塔山进行拍摄，让宝塔山在《大鲁艺》中增添了新意，给观众带来景观上的享受。”据闫东介绍，从去年9月21日开始，《大鲁艺》的摄影师为拍摄各种情境下的宝塔山，围着宝塔山踩点长达一周，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代表陕北和延安的典型符号拍摄好，将细节处理好。

　　再次是运用多种渲染手段。《大鲁艺》片头用了版画的形式，随着一道木刻线的有力延伸，众多当年的人物和景物以版画的形式一一呈现，这些都是鲁艺美术家们的作品，是抗战时期最通俗、最典型的艺术形式。此外，为了让口述历史更加鲜活、生动，该片在照片等文献资料的运用处理上大量使用动画制作。闫东表示，《大鲁艺》5集当中约1/5时长的剧情是用动画包装的，这种现代化手段的运用是为了强化对主题内容的表达。

　　此外，《大鲁艺》是以个体经历构筑时代背景。彭程认为，《大鲁艺》镜头集中展现当年鲁艺师生的个人记忆，并在受访者众多记忆片断中复活了时代的鲁艺精神氛围，每个人讲述的也许只是当时的一个点，但连接起来就成为一个整体，成为对当年的全景呈现。

　　创作价值——抢救性挖掘珍贵史料

　　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传播产生之后，我们进入了视听时代，而视听时代在互联网时代特征更加突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纪录片该如何发挥作用和价值呢？对《大鲁艺》的探讨也许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有人说，真实是纪录片的基石。对此，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认为，5集《大鲁艺》有非常好的逻辑线，看这样的片子时，多种纬度的关照，让影像文本之间有了很紧密的联系，“《大鲁艺》的任何一个场景、一个当事人、一个文本图像或者一个当地农民说的话，都让我们感受到难得的真实感。”

　　抢救性是纪录片的价值之一。由此来看，《大鲁艺》抢救了很多珍贵的东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现代传播》主编胡志峰从“史”的角度分析认为，《大鲁艺》提供的影像至少有3点是非常宝贵的：当年的记录影像第一次展示或披露；口述影像属于抢救性影像；为拍鲁艺重新在现场记录，重新寻找纪实场景。“更难得的是它挖掘了很多珍贵的历史文献，3种影像展示和独家历史文献挖掘，构成了《大鲁艺》的历史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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