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鬼蛇神》名字很凶险，但是书很好看”

　　徐敬亚：《牛鬼蛇神》这本书名字很凶险，但是书很好看。写一个叫大元的13岁的孩子和一个叫李德胜的17岁的孩子，他们后来分别去了海南、西藏，之后又相聚在北京。写他们整个人生的过程。该书还有一个特点，每一章里面的几节，马原又把它倒回来，甚至跳到地球外边，有很多很多的思考。可以说，这本书融合了马原近60年的人生思考。

　　马原：我已经活过一甲子了。活过一甲子，对人生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我关心的这些问题也许都太小众了。比方说，我关心人和地球的关系，人和众生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太狭窄了。我有一些紧张，不知道会不会被大范围拒绝。后来我们就说要请徐敬亚一起聊一聊。他是40年代末的，我是50年代初的，我们的青春是从60年代开始的。小说出来后，我面对媒体，提得最多的问题是这本小说是不是一本关于文革的小说。大家都问，你为什么要用一个文革的词汇？既然大家可能把它看成文革小说，那么也可以从这里聊一聊。

　　徐敬亚：从上世纪60年代出发的青春。我们的青春是这样一个奇特的出发。

　　马原：说它是文革概念，实际上是一种误读。我个人更愿意把它称之为没有政治元素在里面的两个男孩的历险记。对我而言，我是回到了“牛鬼蛇神”这个词语的本身去的。就像刚才徐敬亚老师所说这个词是汉语里面很凶险、很重的一个词。那么我说，我看到它的来源已经1000多年了，唐代杜牧用来形容李贺的诗最早用到牛鬼蛇神。可能他也不是第一个用的人。45年之前，新中国又使用这个词汇，这仅仅是一个凑巧。因为45年前，刚好是我故事开始的时候，所以关于《牛鬼蛇神》和文革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巧合！

　　“他写出了那个年代的动荡、荒诞、不可思议”

　　徐敬亚：你在《牛鬼蛇神》中那种很神秘的东西体现出来了。你把海南、西藏、北京这些历史糅合在了一起。

　　马原：我这一辈子其实跟西藏的渊源特别深。1976年我读了中专后，心特别野，我说不行，我不能稀里糊涂地活一辈子。那时候野心再大也不会突破中国这个范围，不会想去美国、去欧洲、去非洲。我最大的想象力，就是看着地图想，看能去哪里。我是东北人，在地图上西藏最远。当时就想，能不能去西藏。那年我认认真真地给学校交了申请。学校也很认真，把一个中专生去西藏的报告打到了教育司。去之前，我跟父母说能不能让我去西藏。他们说不可能。他们没说不让，是不可能。当时我还不服气，但确实不可能。之后我有机会读大学，1982年大学毕业时，我突然又看到了可能性。那时候我毫不犹豫又开始报名了，当时全国大概有20多个人去。

　　徐敬亚：大家估计比较想听一听你书里面那些绝的地方，关于西藏。因为你这本新书命名为《牛鬼蛇神》。我说的意思是，马原写的这本书容纳了你一生的经历。你写出了那个年代的动荡、荒诞、不可思议，包括你到了海南和西藏捕捉到了一种红尘外的东西。你思考了这么多东西，探讨了这么多东西。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疯狂时代，你的书究竟想告诉我们它到底神秘在哪里？

　　马原：刚到西藏的时候，就觉得一个世界怎么会这样。在拉萨的老城区有一个寺庙叫大昭寺，它是藏传佛教的核心，名气特别大。那时进大昭寺只有一条细细的路，两边全是古老的石头房子，那条路窄到两个人并肩走都走不过去。你知道每天在大昭寺周围这个八角街进入的人有多少吗？在当年每天的游人是3万到5万，现在大概每天是十几万人。公众进巷子，大概要走300米。这300米两边都是店铺，下一点雨整个都是泥塘。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是推自行车。结果我推着自行车走300米路我走了将近20分钟。真的窄到完全过不去。它那个石头房子窗都特别小。那个时候用电也很少有超过25瓦的。但是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那是个特别宏大的世界。

　　我在拉萨的那7年，我接触到很多人，很多商人都变成了我的朋友，真是见识到了这个世界特别丰富的一面。就是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我说，我一辈子在写八角街。

　　南方日报记者陈祥蕉

　　实习生冯珺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zmf.cc/a/2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