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凭借《一句顶一万句》摘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刘震云小说《我不是潘金莲》首发，这是他不到一年时间出版的新书。

　　这部小说继承了刘震云一贯的叙事风格，和《一句顶一万句》一样，《我不是潘金莲》也是写了一个戴了绿帽子的人想杀人的故事，不同的是，这本书中却是一个戴绿帽子的女人，但从杀人到折腾人，她不过是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这个顶了潘金莲冤名的妇女经历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案后，要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于是她坚持不懈地走上了告状路。她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误打误撞到了北京。她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是假的，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以致每年春天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竟持续20年。

　　刘震云谈到这部小说时表示，这部小说要直面生活，直面当下，直面社会，直面政治，但不是一本政治小说，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说，而是“底线小说”——探一探当下的喜剧生活中幽默和荒诞的底线。《我不是潘金莲》写的不只是官司，更是官司背后的生活逻辑。李雪莲用一辈子打官司，但她不是故事的主角。

　　刘震云说，虽然故事的主角写的是李雪莲，“但正文中摒弃了李雪莲生活逻辑的官员史为民才是主角”，这个故事中的不同的地方则是，《一句顶一万句》是想在人群中说一句话，非常困难，不是没有这句话，而是埋藏了很久，只是没有听这句话的人，而新作《我不是潘金莲》表达的则是：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纠正一句话比想说一句话更困难。

　　这“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到底是哪一句话？就是“顶着潘金莲冤名的李雪莲”“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潘金莲的形象是经施耐庵初刻划，兰陵笑笑生极度演绎而活在戏剧舞台、文学作品、市井百姓茶余饭后的坏女人样板。这个人物最先出现在《水浒传》中，后出现在《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是从《水浒传》中借衍而来，但其经历、性格、生活等得到了多方面的重要的充实，从而被塑造成一个既聪明伶俐、美丽风流而又心狠手辣、搬弄是非、淫欲无度的典型。几百年来，她一直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成为妖艳、淫荡、狠毒的典型。但也有人同情她的遭遇，羡慕她追求自由反抗旧伦理的勇气，比如表现这方面内容的有我们熟知的魏明伦的川剧《潘金莲》、阎连科的《金莲，你好》等。

　　而对于潘金莲，刘震云是这样的看法，“潘金莲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女性形象，她反叛当时男子三妻四妾的社会规则。而李雪莲的反叛是想纠正一句话，她们两个的共同点是都没有反叛成功。”也就是说，刘震云是肯定潘金莲反叛旧有的道德秩序和伦理纲常的，而在他笔下所塑造的“李雪莲”也表现着她坚持的“反叛”行为。但这个“李雪莲的反叛”或说“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就是为了摆脱自己身上被扣上的“潘金莲”帽子的冤名，洗刷自己人格上和行为上的被诬蔑的道德罪名和污秽。所以，这说明，在“李雪莲”这个人物的意识当中，在她的道德价值判断当中，在她接受的罪与罚的观念中，“潘金莲”是一个“坏女人的样板”，是一个耻辱罪恶的化身。

　　如此看，在刘震云所塑造的“李雪莲”这个人物身上所传达出来的，仍是对潘金莲的传统批判的看法，这与刘震云对潘金莲的肯定看法，正好相反。

　　刘震云曾说“原来我的小说主人公都是男的，有人说我对女性缺乏了解，但我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在现实中做不到，我可以用一本书来接近她。”像刘震云所说，这部小说不能看做是他的第一部女性题材小说，他却是希望写出对女性的理解和认识。但是，他在现实中对女性的看法和他的艺术中的女性人物所承载的价值判断，却是如此矛盾对立，这让我们想到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句名言：“女人的戏剧性在于每一个自我的基本要求的冲突之中：她总是把自己当作本质的，然而在处境的压制下，她又是非本质的。”刘震云是否也是处于这样的矛盾悖论之中？杜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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