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漫长的等待，霍夫曼的大黄鸭终于“游”到了北京，在园博园迎来了游客。

　　自今年5月出现在香港维多利亚港之后，大黄鸭简单、快乐的精神引发了国人的共鸣，同时也激起了国人对它的追捧与期待。为了迎合国人的这种心情，各地“山寨黄鸭”也相继现身。在娱乐之余，很多人开始关心起了大黄鸭的版权问题。

　　对于“山寨黄鸭”，相关各方的观点不太一样。对于提供“山寨黄鸭”的商家而言，他们主要持“避谈版权”“认为不侵权”和“没想那么多”三种态度。对于参观者来讲，有的发出了质疑“这难道不侵权吗”，当然也有认为不构成侵权的，并给出了一番详细论证。而大黄鸭的引进方则旗帜鲜明地表示要“维护正版权益”。

　　那么，各方的观点孰是孰非呢？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山寨”。“山寨”原指筑有栅栏等防守工事的山庄，进一步引申为穷人住的地方。现在一提到“山寨”，人们更多地联想到仿造、盗版和假冒。据考证，仿造、盗版和假冒意义上的“山寨”一词最早起源于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九龙城、狮子山、观塘等穷人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山寨城，里面有很多家庭作坊生产仿冒国际名牌的服饰鞋帽，当地人称此类商品为山寨货。

　　虽然山寨货有它自己的价值，并且在市场上也能获得认可，但顶着“山寨”的名头，总给人一种“侵权人”的感觉。正如霍夫曼指出的，他不会容忍“山寨黄鸭”的“抄袭行为”。尽管这样，值得注意的是，山寨与创新并非只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悲叹，山寨当中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微创新”，甚至今天的创新就是昨天的山寨。有观点认为，闻名于世的企鹅出版公司在其发展初期从名称、标识到选题范围可能都是模仿一家不是很出名的出版社——信天翁出版社。而且，还应明确的是，通常意义上的“山寨”与知识产权意义上的“侵权”并不能直接画等号。纸磨坊因此，在有版权意识萌芽的基础上，我们还应该掌握版权知识，从而找准“山寨行为”在《著作权法》中的定位。

　　在我国，虽然存在“版权”和“著作权”两个词汇，但在《著作权法》中，“著作权即版权”。在《著作权法》意义上，进行著作权侵权行为判定时，至少包含两个步骤：作品及权属的认定、侵权行为的判定。

　　就“作品及权属”要件而言，只有满足特定条件的“作品”才能够获得《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保护。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霍夫曼大黄鸭能否获得《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保护，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独创性。“独创性”，主要是指作者的独立构思。司法实践中，比较困难的在于“独创性高度”的把握。

　　在假定霍夫曼大黄鸭满足作品独创性的基础上，判定“山寨黄鸭”是否侵犯其著作权时，还应考查“接触”和“实质性相似”两个要件。就这个“案子”而言，关键在于，“山寨黄鸭”和霍夫曼大黄鸭是否实质性相似。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作品的受保护程度与其独创性高度成正比。对于那些直接源于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但独创性不高的作品，其受保护程度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山寨行为”也有可能不会被判定侵权。司法实践中，类似的情形在“火柴棍小人”著作权案件中已有在先判例。

　　各地出现的“山寨黄鸭”是否构成对霍夫曼大黄鸭著作权的侵犯，这需要结合霍夫曼大黄鸭“作品”属性的认定、“山寨黄鸭”与霍夫曼大黄鸭的近似性比对等因素作出判定。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在案证据予以支持，尤其比较关键的是公有领域黄鸭造型的证据。

　　“山寨黄鸭”侵权与否的判定是个严肃的法律问题。但在这个问题诉诸法庭之前，大家都可以加入讨论的队伍中来，一方面获得大黄鸭带来的娱乐快感，另一方面还能通过讨论增加版权知识，进而从整体上提升国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能力。
相关阅读推荐 寂静忘机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zmf.cc/a/9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