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们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创作、生产数量出现“井喷”，其中有精品，也有平庸之作，还有不少属于“豆腐渣工程”。前些时候，吴天明导演在接受采访时尖锐地提出：“现在我们到处都是著名导演、著名编剧、著名演员，可名著在哪儿呢？”

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常常就表现在它是拷问人心的深度和触碰生活的硬度上，特别是表现在它所达到的人民性的高度上。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来进行创作，就是要提倡“有血痕无墨痕”的佳作，摒弃“有墨痕无血痕”的赝品。我们应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努力拉近银幕、荧屏与观众的距离，让我们的作品与广大的中国观众贴心、碰心。

当前，我们的国家正进行着伟大的社会变革，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太阳很亮，但有些角落又很暗；前行的大潮激流勇进，但同时又有各式各样的沉滓泛起；真与假同在，善与恶并行，美与丑互映；我们的人民，激情澎湃地创造着历史，同时也背负着历史的重负……作为艺术创作者，我们有责任表现这一切，要自觉地贴近、逼近乃至溶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活动，以他们真实的生活为中心，勇敢地抨击假恶丑，大力地弘扬真善美。

但是，我们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进行艺术创作，强调努力让作品引起广大观众共鸣，与以媚俗的方式迎合观众不是一码事，与“娱乐至死”更不是一码事。娱乐，是文艺作品的重要品格之一，也是它区别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最显著的标志。但娱乐，并非是文艺作品唯一的和全部的品格。

应当指出的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创作，并不排斥像鲁迅先生那样以笔作为解剖刀，深刻剖析我们的“国民性劣根性”。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歪风邪气不仅泛滥于官场、商场，也风靡于民间。纸磨坊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同样也是复杂的矛盾统一体。他们身上，同样也有人性的落后面，也有精神的痼疾，也有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国民劣根性”的东西。倘若一写到或一拍到他们，就只是一味地同情与赞许，那也不是很可取的。我个人认为，现在我们在表现官场和商场时，作品并不缺少批判的锋芒，但在表现底层人们的时候，往往凝视多于审视，同情多于是解剖，甚至只有凝视没有审视只有同情没有解剖。这，会减弱作品的现实品格和现实主义力量。

还应当指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创作，就要摒弃“恶劣的个性化”和过分的“边缘化”的创作。艺术家，在相同的道路上各自失败，在不同的道路上各自成功。没有艺术个性，不敢领新标异，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但艺术个性和领新标异，与“恶劣的个性化”和过分的“边缘化”是两码事。我们在创作中，需要有老黑格尔所说的那种“常醒的理解力”，需要关注“人类共同的认知”。早些时候，我读到艾斯特哈兹·彼得一段很有意思的的话。他在评介皮娜·鲍什的表演时说过：“把脸埋进洋葱里，自然会哭泣。艺术的问题在于：如何将私人的体验与感受转化为共同的认知，如何将个人的哭泣（或对哭泣的模仿）转化为舞台上的哭泣和观众的哭泣。在台上真正地去哭还不够，诚实仅仅是个起点……”历史的发展方向，不取决于少数杰出人物的意志，同样也不取决于个别和少数平民百姓的意志，它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合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只有在作品中“将私人的体验与感受”转化为“人类共同的认知”，才有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征服观众并与观众心灵相通。有位作家朋友总结：“美国主流电影几乎全是真善美战胜假恶丑，正义打败邪恶。看来，这是最大的商业价值。”我认为，这位作家朋友的意见中有很值得思考的东西，有很合理的内核。

综于上述，我们在电影、电视剧的创作中既要有平民情怀，又要有艺术家的良知。一个成熟的作家和艺术家，需要有自己独立的审美立场和价值判断，进而确定作品与生活现实的关系、作品与未来发展的关系。我一向认为，没有文学支撑的导演是走不远的，没有理论支撑的作家和编剧也是走不远的。艺术创作是一场马拉松竞赛，时间，唯有时间，才是文学艺术作品最权威最公正的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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