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出版技术在国际上具有引领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历史上的中国最早发明了印刷术和造纸术，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中国的印刷技术没有和大工业相结合，导致了中国出版业一直停留在少量复制阶段，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出版业的发展。19世纪引进了西方的印刷技术催生了中国的现代出版，使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中国出版业一度在世界出版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信息技术兴起的浪潮中，以北大方正为代表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使中国出版告别了铅与火，进入了光与电，影响着中国出版的同时引领了世界华文出版技术的发展。出版技术的不断进步不仅提升了传统的出版生产力，而且催生了新的媒体形态、传播方式和阅读方式，因而对出版业所带来的影响是革命性的。

　　数字出版技术的出现和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要求我们把握出版发展的规律和发展趋势，提高整个社会对数字产品的利用率，用新技术推动出版企业的升级换代和向数字出版的业态转换，实现出版成功转型。国内已经有一批新兴技术企业正在利用技术的优势，推动着大众阅读向网络、手机和移动阅读器等新的阅读方式延伸。但到目前为止，在内容提供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传统出版单位却对新技术反应迟钝，在发展高新技术、推动传统出版业向数字出版转型方面行动迟缓，甚至无动于衷，茫然不知所措，这会错失历史的发展机遇。因此，中国要成为出版强国，就必须尽快行动起来，与数字技术开发企业联起手来，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武装自己，发展壮大自己。一个国家只有在技术上起到引导性的作用，在数字出版新技术领域站在最前沿，及时把握数字传播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不断在新的数字传播技术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在数字出版领域也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出版强国。

　　七、新闻出版机制具有灵活的应变适应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高新科技的广泛应用，国际贸易壁垒的逐渐破除，文化企业兼并重组浪潮汹涌澎湃，产生了一批巨型跨国文化企业集团，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出版传媒企业集团也在加快兼并、收购、重组和合作步伐，并通过经营管理机制、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创新取得了不俗业绩。就企业运行体制而言，它们对市场、技术等外部竞争环境以及内部运行环境变化的应对是快速而及时的，具有很强的应变适应能力。

　　比较而言，我国新闻出版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体制，不能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无法通过市场行为进行兼并重组，因而也难以在不同媒体以及同一媒体不同“单位”之间进行资源整合。目前正在进行的转企改制使得这个问题得以逐步解决。但是，目前在市场竞争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在出版领域存在着市场准入和退出方面的巨大障碍；不同媒体之间仍然存在壁垒；市场分割和行业垄断仍然未从根本上打破；出版企业没能有效地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或者治理结构不健全；没能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期权、股权等激励机制较少使用；出版企业资本发育不健全，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尚未健全；社会出版资源不能有效利用等。这些问题使得出版企业仍然不能对市场变化做出灵活的反应和应对，也成为制约出版产业发展的体制性因素。因此，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出版体制和机制改革，进一步调整出版生产关系，解放出版生产力，才能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中国出版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八、在新闻出版业建立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

　　在市场经济形成初期，西方国家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政府只扮演“守夜人”的角色，那时他们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相对匮乏。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兴起，西方国家越来越注意发挥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再加上福利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政府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而很多文化产品都是具有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因此，建立数量众多的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包括社区图书馆）、为中小学提供免费的教材等，就成为政府的职责。在美国，每个小城市都有藏书量很大、查找和借阅极为便利的公共图书馆。例如，我做访问学者的杜克大学所在地是一个小城镇，但他们却拥有一个针对城镇市民需要的藏书齐全、分类清晰、查找方便、借阅手续简单的公共图书馆，不仅可以借阅图书，还可以借阅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等文化产品，这对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和社会责任都有极大的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出版业虽然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体制，却并没有建立起公共服务的理念，在公共服务方面政企不分、功能混乱，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角色缺失，国家在出版、发行、图书馆等领域的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在财政税收等政策方面的支持力度很小。导致的结果是，县级以下图书馆不仅藏书品种和数量少得惊人，而且查找、借阅极为不便，广大乡村图书销售网点匮乏，没有公共图书馆，因此那里的居民无书可读，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制约了出版业的发展。近年来，中国政府先后实施了重大出版工程、古籍整理工程、民族文字出版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全民阅读工程、文化环保工程等建设工程，建立和完善了出版公共服务设施和网络，扩大了出版公共产品和服务覆盖面。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出版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使其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使公共服务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产品需求的一种重要提供方式。不久前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按照体现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坚持政府主导，加大投入力度，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中央的这一重大战略举措必将有力促进我国迈向出版强国的步伐。

　　九、在出版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制定中有较强的话语权力

　　当前国家之间的竞争既是产品、服务等有形的竞争，更为重要的则是规则和标准的竞争，掌握了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权就能在产品服务领域的竞争中掌握主动权。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占据一些主要国际组织的重要岗位，因此，目前所谓国际规则基本上主要反映的是这些国家的利益和意志，他们常常利用这些所谓的规则和惯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打压。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进行的贸易摩擦，常常打着所谓国际惯例的幌子。而由于我国在这些国际组织中没有掌握足够的话语权和领导权，因此，在贸易摩擦中往往陷入被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近年来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否认、对中国政府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施压、对我国对某些稀缺战略资源上限制的指手画脚，无不打着国际规则或国际惯例的旗号。

　　目前，随着中国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重要国际机构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力日益扩大，话语权也在增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在某些与出版相关的组织（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有一定领导岗位，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制定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但在其他的如国际出版商协会、国际版权保护协会、国际期刊出版物联合会、国际翻译家协会、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国际展览业协会、世界报业协会、国际互联网协会等世界性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称，我国政府和出版行业协会等应不断争取在这些组织中的领导成员地位，并加强对话语权的争夺，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发挥主导作用，维护我国出版产业的整体利益，反对文化霸权，维护文化主权，为我国出版企业在国际市场中争取公平公正的外部竞争环境。

　　十、在国际出版舞台上有一批活跃的出版人才

　　人才资源是现代生产力的第一资源。出版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现代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拥有一大批熟悉国际市场运行规则、有责任、懂管理、善经营的出版人才，对我国迈向出版强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他们不仅承担着引领出版企业改革、创新和发展的任务，而且承担着传播人类文明的社会责任。在建设出版强国的过程中，尤其需要一批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出版领军人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出版业从业人员数量迅速增长，但人才结构却不尽合理：从业时间相对较短，出版业务不够娴熟；懂经营善管理的经营型人才、能够把出版内容和数字技术有机融合的复合型人才、既懂出版专业又了解国际市场的外向型人才等建设出版强国所急需的高端人才匮乏；既懂得出版生产规律又能够进行资本市场运作的金融人才，以及能和国际知名出版企业家平等对话的国际经营人才奇缺，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出版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强化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人才保障，以培养新闻出版领军人物为目标，造就一批出版企业家。唯有加快培养一批国际化的出版人才，培养一批精通国际传播规则和实务的人才，培养一批懂内容、懂传播、懂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建立起培育各种急需人才的长效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结构，创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才能将人民群众中蕴涵的文化创造力释放出来，实现中国出版强国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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