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专业图书出版 成为行业龙头

    法律出版社创建于1954年。

    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内元老董必武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负责管理国家的法律事务工作。当时，董必武做了几件事，一是1950年成立中央政法干校，为国家培养政法干部；二是1953年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研究中国的政法问题；三是1954年成立法律出版社，为国家法律法规的出台出版提供必要的途径和平台。黄闽说：“一个国家需要法律来维护社会正常秩序，这就需要制定法律，尊重法律，研究法律，这是法律出版社成立的历史渊源。法律出版社成立初期，出版了政法干部培训教材，还引进苏联的法学著作，出版了苏维埃法规，为中国法律建设谋好篇、布好局。”

    1959年，法律出版社并入人民出版社，那段时间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出版法律法规的时候用法律出版社，出版政治书籍的时候用人民出版社，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20世纪80年代。1980年6月2日，法律出版社又以独立建制与人民出版社分离，开始新的创业。

    半个多世纪风雨兼程，法律出版社以“为人民传播法律”为宗旨，以“传播法律信息，推动法制进步，积累法律文化，弘扬法治精神”为职责，坚持为国家法治建设服务，为司法行政中心工作服务的方针，出版了一大批贴近市场、读者认可、社会所需的品牌图书，完整地记录了中国法治建设发展的全过程，教育培养了几代法律人才队伍，推动了法学研究和法律思想的普及，为广大立法、司法和其他法律工作者提供了信息、知识与工具资料。法律出版社注重对外交流合作，积极组织和参与国际间法律文化交流活动，先后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的数十家出版机构保持着广泛的合作和贸易往来，大量引进出版了西方的法学名著，版权贸易项目达数百种，成为中外法律信息资源相互交流的平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009年，法律出版社被评为国家社科类一级出版社和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2011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公司法的观念与解释》《软法亦法》《财政税收法》《无聊斋》等17部著作分别入选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教育部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行业优秀畅销书奖等。

    2011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报告》中，法律出版社位列全国图书出版影响力综合排名第一，法学类第一。

    2012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心灵胜过优异成绩》获原新闻出版总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双百”出版工程奖；《沉浮与枯荣》获第七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奖”推荐图书；《跨国公司法律问题专论》《WTO服务贸易法专论》等图书获得第四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中国民事立法评说》一书荣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教育部主持的高等院校法学研究成果评奖公示公布，全部获奖成果34项，法律出版社占11项。

    目前，法律出版社现有在岗职工300多人，法律专业出版实力在行业内处在龙头地位。

    “大法学、大社科”是法律出版应有之义

    法律出版社秉持着“大法学、大社科”的出版思路，适度拓展与法律相邻、交叉的领域。黄闽社长说：“传统法学是个小概念，如刑法、民法、诉讼法。而‘大法学’的概念，则要扩展到政治学和哲学领域去理解。法律出版社应该坚守法学，适度向社会领域扩展。围绕‘大法学’的概念做好出版工作，是我们出版思路有所调整的动因所在。”

    近年来，法律出版社在出版法律专业图书的基础上，还陆续出版了一批社科类图书，亦受到市场和业界的好评，如梁文道的《读者》，胡适的《容忍与自由》，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等。这些产品均不是狭义的法学类产品，但它们的内容品质以及引起的社会反响并不逊于法学类书籍，有的甚至有所超越。尤其是传记类著作，最初从著名大法官、知名律师的传记入手，引进出版了一批法律职业人士的传记，而后拓展到了政治人物传记，从前几年大热的《无畏的希望：奥巴马自传》到今年推出的《无可致歉：罗姆尼自传》《马克·吐温自传》都是有分量的人物传记。此类图书的出版，是法律出版社拓展新领域的一种尝试。

    在法律专业图书出版方面，法律出版社既继承和延续传统内容，也为传统的法律图书注入了新的元素。黄闽社长对记者说：“法律出版社的编辑人员，都具备优良的专业素质，这样才能对法律专业图书进行科学的价值判断。我们审议法律专业图书的出版价值和市场效应，对于出版少数高水准但读者面窄的专业学术著作，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考虑作者能否适当补贴出版，对那些质量达不到要求的选题，我们不会考虑出版。”

    从市场份额来看，法律专业图书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各种各样的法律文本和法规汇编，这样的单行本在法律出版社的销售收入中占20%以上；第二类是教育读本，有大学的法学教材，有司法考试方面用书，在法律出版社的销售收入中占30%以上；第三类是应用实务类图书，包括法官、律师、检察官等用书，在法律出版社的销售收入中占20%以上；第四类是法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有国内的，也有从国外引进的，在法律出版社的销售收入中也占20%以上。这四类图书是法律出版社图书出版的基础和销售收入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还有大众法律普及读物、法律工具书，等等。

    法律出版社的数字出版，也是近年来开拓发展的一个亮点。目前，有近2000种图书被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录入手机阅读，收入呈现稳定增长趋势。法律出版社还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北京法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网络上建立了法官图书馆、法学院图书馆，开通了门户网站——法律门，对传统资源进行加工转化，形成数字出版的内容。目前，电子图书馆、中国法官电子图书馆的用户有数百家，在网络出版领域，保持每月出版20种以上网络文学作品的出版进度，现已出版120多种原创图书；在法律数据库领域，数据量由63万条增长至72万条，信息量超过20亿字；APP STORE法律图书馆在线销售图书也已经达到1300余种。2012年，北京法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络销售利润十分可观，纸磨坊在数字出版领域占得一席之地。

    作为专业出版社，法律出版社还有一支在业界有影响的独立的发行团队——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该公司覆盖全国各地的专业销售渠道，在山东、上海、深圳、重庆、陕西等地区都设立了分支机构，着力推行法律图书直营店，并在新华书店、专业法律书店、网络书店和校园书店积极拓展，畅通法律图书销售渠道。其中，上海的直营店就在上海政法学院里面，政法学院的老师都可以到书店里找书，十分便利。同时，对国家政策予以扶植的项目也积极参与，努力扩大市场份额。如农家书屋和社区书屋图书配送、中小学图书室和图书馆的馆配，取得了良好业绩。2012年，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的销售回款与年初下达的任务相比实现超额回款，增幅为8.13%。

    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不仅为专业人士提供了学习、研究、使用法律的便利，也为大批没有受过法律知识熏陶的普通读者提供法律读本，让他们了解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如房屋继承、家庭婚姻、劳动用工、农村常用法律知识等。法律出版社要求销售部门克服诸多困难，尽量将书籍销售渠道下沉，送到县级书店，送到便于居民、农民阅读、购买的场所。黄闽社长说：“我们心里要装着缺乏法律知识的广大读者，出版一批适合他们阅读的通俗法律图书，这样才能发挥法律图书应有的作用。”

    法律出版社着眼全国图书市场，着力盘活卖场的配货铺货。据不完全统计，在法律图书市场，法律出版社占有全国1／3以上的市场份额。

    健全机制，绩效优先

    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适应现代企业的发展特点，法律出版社创新出版机制，按照出版领域和图书特点，在业务范围内实行分社制，以满足法律图书出版领域化、专业化的需求。目前拥有法律法规出版、法律教育出版、法律实务出版、法律考试出版、法律学术出版、法律对外出版等10个下属机构，同时拥有7个独立法人单位。

    每年二三月份，黄闽社长都会代表出版社与各个下属机构领导围绕指标性任务举行签约仪式，明确当年需要完成的任务量。总体而言，大的下属机构一年的投入产出比收益要完成500万元～600万元，中等下属机构要完成300万元，个别小的下属机构要完成100余万元。每年法律出版社还有5%的增长指标，这些任务量也都分配到各个下属机构。

    法律出版社还办有《法律与生活》《人民调解》《中国司法》《税收公告》《司法所工作》等期刊，其中，《法律与生活》创刊于1983年，是中国最早的法律通俗期刊，当时月发行量100多万册。如今，《法律与生活》已经改成半月刊，月发行量20多万册，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另外，《人民调解》对栏目设置和报道内容进行调整优化，年度征订发行数量达到25万套。

    2013年，法律出版社又推出了一本杂志《司法所工作》。黄闽社长说：“创办《司法所工作》，是司法部的指示和要求，目的是为全国4万来家基层司法所更好地开展工作，提供直接方便的思想理论和经验指导方面的服务。”

    法律出版社的出版选题，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主动策划；二是依靠出版社的自身影响力吸引作者投稿。纯粹的主动策划，一般情况都是经过编辑的思考和运作，确定了出版内容，然后寻找合适的作者，按策划方案运行。黄闽社长说：“这样策划在应用实务领域比较多，我想做一本市场书，如果是关于司法文书方面的，我要了解清楚哪些律师做得好，哪位法官有经验。聘请这样的人写作，既能保证选题按时出版，也能保证选题的出版品质。”

    法律出版社的大量选题，来源于编辑向法律界专家学者就其正在研究的课题和项目的约稿。也有一些法律界的专家学者，因为法律出版社在法律教育界和法律实务界的影响力，而主动将自己的书稿拿到法律出版社来出版。

    出版需要多样性

    在法律出版社步入“十二五”之际，出版社也清醒地认识到，虽然过去的5年，出版社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以前，国家不断有新法出台，出版社总感觉有做不完的事。如今，国家的法治建设基本健全完善，出版社依靠出版大法、新法来推动发展，这方面的力量已经明显弱化。另外，随着新的传播技术革命的冲击和阅读主体、阅读习惯的改变，传统出版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在法律出版社的“十二五”规划中，他们的战略目标明确，主要是在发展中重点处理好“八个统筹”的关系。一是统筹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争取两者的高度统一；二是统筹好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关系——注重发展质量，以“好”为先，争取又好又快发展；三是统筹好规模和效益的关系——以效益为先，保持适度发展规模，控制经营风险；四是统筹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坚持以创新促发展；五是统筹好新开发项目和品牌维护的关系——开发有竞争力和有生命力的新产品，做好品牌产品的维护和已有资源的利用与整合；六是统筹好眼前利益和中长期发展的关系——重视打好基础，着眼长远发展；七是统筹好开源节流、提高效益、资源配置和优化结构的关系——节约资源，提高效益，资源向具有良好成长性的领域和项目倾斜；八是统筹好优势领域和弱势领域的关系——巩固拓展优势领域，大力做强弱势领域。

    谈起法律出版社的发展前景，黄闽社长认为，这与中国目前处于三个大的机遇期有关。一个大的机遇期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另一个大的机遇期就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再一个就是加强法治建设。这三个大的机遇期，都有利于出版市场的繁荣与发展。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国家的法治建设，人们也高度期待中国能够尽快建成成熟的法治国家。而在这方面，法律出版社将会通过出版物产品，在思想观念和法治建设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黄闽社长十分推崇多样性出版，他形象地说：“出版物就像一座山丘、一片森林里的植物，应当具有多样性。‘正确’不是出版物的全部品质，问题意识和探索是优秀出版物应有的元素，对未知的关照和探索，或许并不正确，却可以给读者无限的启迪空间。”

    采访即将结束时，黄闽社长说：“法律出版社是传统出版社，比起教育类、外语类出版社，我们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我期待法律出版社在几代法律人的共同努力下，办成中国最有特色、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之一，能够为国家法治建设，为社会公平正义和长治久安作出贡献。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zmf.cc/a/910.html